于是，在公众的眼里，科学是诚实的职业，科学家被看成“天生诚实的人”（韦伯语），他们“在某些方面显然比知识界的其他人在道德上更受人尊敬。”科学界也普遍认为，科学研究是一个“有效的、民主的并能够纠正自身错误的”系统，科学的诚实不取决于科学家个人的品德，而是受到制度方面的制约，即科学活动受到“在其他任何领域的活动所无法比拟的严格管制”（默顿语）。

　　然而，80年代轰动世界的“巴尔的摩事件”却再次打破了上述神话，并对科学共同体神圣的行为规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。

　　D·巴尔的摩在美国科学界是一位风云人物。他是纽约洛克菲勒大学的校长，一位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。他因发现逆转录酶能将核糖核酸逆向转录为脱氧核糖核酸（RNA→DNA）而获诺贝尔奖。

　　1981年，科学家们发现，小鼠的生殖细胞在导入外源的大鼠生长激素基因后，能发育成为转基因小鼠，这种转基因小鼠比对照鼠要大上2倍，被称为“超级鼠”。转基因鼠的出现为基因表达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空间。正在从事抗体基因研究的巴尔的摩立即抓住了这一时机。他敏锐地想到：如果将含恒定元件a的外源基因导入小鼠的生殖细胞，小鼠内源基因的重排是否会效仿外源基因，也产生含有元件a的基因？要证实设想，必须做血清学的测试鉴别，即对转基因小鼠用放射方法进行鉴别。巴尔的摩把这一鉴别任务交给了他的得意助手，麻省理工学院教授T·伊玛尼茜·嘉莉，还给她配上了强大的研究阵容。

　　1985年5月，嘉莉不负众望，取得了预期成果：小鼠的内源基因确实会效仿外来的重链基因。1986年4月，巴尔的摩和嘉莉在《细胞》杂志上发表了题为《在含重排MU重链基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模式的改变》的实验论文，这个发现具有重大学术价值。在论文提供的大量数据、完整的程序和事实的记录面前，人们无法怀疑这一实验结果。

　　一个月后，巴尔的摩实验室的一位博士后M·欧图勒在仔细读了长达17页实验记录后，发现与论文不符。论文中提到的一些关键性的实验，在实验记录中根本找不到。论文有造假嫌疑！于是她向塔夫茨大学当局汇报了这一情况。

　　学校调查组的调查结论是：论文记录虽有“小小的错误”，但并没有造假。欧图勒不服，告到了国家卫生研究院。国家卫生研究院对此事展开正式调查，结果还是：论文没有造假。

　　在此期间，欧图勒处处受压。权威的《科学》、《自然》、《细胞》等杂志都拒绝刊登批判文章。最后，官司打到了国会。1988年5月，国会调查分组委员召开了听证会。而巴尔的摩在《致同事》的公开信中声称完全没必要进行调查，他可以保证特里萨·嘉莉的人品。他以为，以他在科学界的声誉和权威，可以让调查中止。他指责调查人员费特尔、丁吉勒、斯图尔特等人，说他们毫无根据地干涉科学问题。他甚至以言语相要挟，声称这是一场“悲剧性的调查”，认为“外行是不可能评价科学的”。由于事态并没有像他预料的那样，他不得不刊登更正文章，但他指出，修正并不会减弱论文结论的可信度。

　　巴尔的摩的言行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。为捍卫科学纯洁性的可怜的“小人物”欧图勒受尽折磨和冷落，在巴尔的摩荣任洛克菲勒大学校长时，她被解雇了。

　　国会和联邦经济情报局的调查结果最终显示：实验的日期与嘉莉的记录不一致，她是用截取日期转贴到日期记录纸带上的方法来造假。这一发现使嘉莉名声扫地。

　　直到这时，巴尔的摩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为嘉莉辩护的错误，并向欧图勒公开道歉。至此，被称为“美国科学史上最令人伤心的悲剧”的巴尔的摩事件，终于以真理战胜虚假告终了，却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思索。

　　巴尔的摩事件决非偶然，它只是科学界众多弄虚作假案中的一例，它从侧面反映出科学体制中存在着严重缺陷。

　　在现代，科学的体制化、科学家角色职业化，使得追求真理不再是科学活动的惟一要求，功利性已开始成为科学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。由于科学内部的运行机制是通过奖励系统实现的，谋求独创性的成果，争取社会承认，自然会成为科学家行为内在的激励因素。当科学家有了对社会承认的强烈渴望以后，就难以用严谨的科学态度来对待科学研究。因此，仅仅依靠科学内部的规范机制则难以防范科学家的越轨行为。在作假事件日益增多的今天，特别需要健全科学内部的评价机制和建立权威的查处机构。